qmh - 反思计划生育宣传口号对政府信任度的损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再度提上日程。2026年1月29日，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教授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引人深思的建议：“没有人口什么都没了，建议成立中央人口促进委员会！”这一呼吁让我深刻反思过去那些不负责任的计划生育口号，以及它们对政府公信力所造成的长期削弱和影响。当时国家出于对人口增长的担忧，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限制生育，而现如今又因人口下降而建立“人口促进委员会”，鼓励家庭多生孩子。这种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化，仿佛在嘲讽曾经许下的“百年大计”言辞。国家的信任度，正是在这种摇摆不定中一点点被削弱。

计划生育时期的宣传口号往往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不仅是宣传，更是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对市民生活的安排，并伴随着明确的交换意图。“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便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口号。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句话便在城乡广泛传播，之所以引发热烈反响，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号召，而是隐含着一个交易承诺：放弃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将家庭的养老责任移交给国家。无数家庭在这一奉承下，选择按下手印，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仿佛将未来的养老问题交付于国家的承诺之中。

然而，这一承诺尽管最初引人信赖，却逐步演变为每个家庭心中不负责任的标记。当年的口号在十数年间经历了诸多变迁：“政府来养老”演变成“政府帮养老”，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最后发展到“推迟退休，自己来养老”。这一路径表明，责任主体正在从国家悄然转移到家庭之中，每一次字词的变化都在悄然剥夺着民众对于国家的信任。从承诺到兑现的间距，实际上显现出越来越大的悬殊。 qmh

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现实也告诉我们，那个关于“政府来养老”的承诺在兑现时，却成了一句无力的空话。并不是说国家对此没有反应，而是这些反应与人民期望的实际状况差距悬殊。口号变成了承诺的掩盖，而承诺的随意更改又在逐渐侵蚀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基本信任。这种信任基础，恰恰是法治的稳定基石。

从法治的角度分析，这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政策本身的调整是否合理，而在于宣传部门所提出的口号缺乏责任心。任何国家的公共政策都应顺应时势而变化，法治并不苛求政策一成不变。法治真正所要求的，是公共权力在作出影响公民未来安排的承诺时，须预见到这一承诺的兑现性；如果无法兑现，则必须承担解释和补偿的责任，而非用一句新口号轻轻覆盖旧承诺。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强调的是这点：公民基于对政府的信赖而安排的生活，理应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撼动其所作承诺。正是由“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所引发的，数以亿计的家庭在信任国家的前提下，作出了不可逆的生育决策。这样的预期一旦遭受后续口号的不断削弱，受害的绝不仅仅是养老金的实际额度，更是普通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感亟待修复。 qmh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将“守法诚信”列为重要目标，强调推进诚信制度建设。然而，这一建设首先需要从公共权力自身做起。如果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仅要求公民和企业信守承诺，而公共权力却可以因“形势变化”任意撤回自己的诺言，那么法治的根基将岌岌可危。政府守信并非华丽的道德加分，而是建设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义务。计划生育时代那些毫无责任感的口号，不论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这种轻率的长期开出但无法悉数兑现的承诺，还是那些通过恐吓传达治理信息的极端标语，都导致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后果：公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不再是对规则的尊重，而是对政府话语的不信任。

当人民逐渐意识到口号能够随意被新口号推翻时，所学到的便不是守法，而是对公权力许下任何承诺的漠然。我所忧虑的政府公信力在一点一点被消耗殆尽，正是来源于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心理基础：公民期望公共权力能够认真尊重自己的诺言。标语可以更换，口号可以停止呼喊，但一旦信任被系统性侵蚀，重建的难度将远超任何一次政策的转向。

因此，反思计划生育期间的宣传口号，不能停留在表面的“清理”或简单的“反思”，更应深入探讨一个根本问题：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国家中，公共权力对公民所作出的承诺，究竟凭什么能够随意无视？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那些荣光褪色的旧标语会在新的形式中继续消耗着政府的公信力。 qmh